咏史

译文及注释

译文
纵览历史，凡是贤明的国家，成功源于勤俭，衰败起于奢华。
为什么非要琥珀才能作枕头，为什么镶有珍珠才是好坐车？
可惜时运已经逝去，千里马何处才能遇上？力量已经用尽，蜀山之蛇怎能铲除！
有几人曾经亲耳听过舜帝的《南风歌》？天长地久，只有在苍梧对着华盖哭泣份儿。

注释
真珠：即珍珠。
青海马：龙马，以喻贤臣。
蜀山蛇：此以喻宦官佞臣。
南薰曲：当年舜唱的《南风歌》，一唱而天下太平。
苍梧：传为舜埋葬之地。
翠华：皇帝仪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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译文及注释

译文
纵览历史，凡是贤明的国家，成功源于勤俭，衰败起于奢华。
为什么非要琥珀才能作枕头，为什么镶有珍珠才是好坐车？
可惜时运已经逝去，千里马何处才能遇上？力量已经用尽，蜀山之蛇怎能铲除！
有几人曾经亲耳听过舜帝的《南风歌》？天长地久，只有在苍梧对着华盖哭泣份儿。

注释
真珠：即珍珠。
青海马：龙马，以喻贤臣。
蜀山蛇：此以喻宦官佞臣。
南薰曲：当年舜唱的《南风歌》，一唱而天下太平。
苍梧：传为舜埋葬之地。
翠华：皇帝仪仗。

创作背景

　　这首诗作于开成五年（840年）正月文宗去世之后。据新、旧《唐书·文宗纪》及《通鉴》卷二四三载：文宗深知穆宗、敬宗两朝之弊，即位后励精图治，去奢从俭。曾两次谋诛宦官，均遭到失败而“受制于家奴”，最终郁悒而死。期望有成而“运去”“力穷”，勤俭求治亦无力回天，作者既伤悼文宗，又深虑唐王朝命势将颓，有感而作此诗。

简析

　　《咏史》是一首七言律诗。此诗首联回顾以往的朝代，勤俭能使国家昌盛而奢侈腐败会使国家灭亡，点明一切政权成败的关键；颔联提出一个王朝的兴衰，自有其更复杂、更本质的原因所在；颈联推进一步，诗人认为比勤俭更为重要的是国运和国力，这是此诗的主旨；尾联是对唐文宗的哀悼，抒发了对国家命运关注的深情。全诗情调悲凉，诗人的身世之感与末世情怀交相促发激荡，情真意切，意味深长。

赏析

　　诗的首联，是从总结历朝历代统治经验出发，得出成功大都由于勤俭，破败大都因为奢侈的经验教训。开头两句好像是抽象的议论，不像诗。实际上它不是在发议论，是说：像文宗那样勤俭，应该使国家兴盛的，怎么反而破败呢？这里充满着惋惜和同情，是抒情而不是议论。这样通过表面上的议论来抒情的写法是很特别的。

　　颔联是对这一结论的具体印证。这种议论，有道理但并不全面，因为勤俭只是治国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，但不是惟一的经验；奢侈是使国家破败的一个重要原因，但也不是惟一的原因。一个王朝的兴衰，自有其更复杂、更本质的原因所在。然而，事实上，非但没有因此能使已成定局的唐王朝的颓败之势有所好转，反而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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赏析

　　诗的首联，是从总结历朝历代统治经验出发，得出成功大都由于勤俭，破败大都因为奢侈的经验教训。开头两句好像是抽象的议论，不像诗。实际上它不是在发议论，是说：像文宗那样勤俭，应该使国家兴盛的，怎么反而破败呢？这里充满着惋惜和同情，是抒情而不是议论。这样通过表面上的议论来抒情的写法是很特别的。

　　颔联是对这一结论的具体印证。这种议论，有道理但并不全面，因为勤俭只是治国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，但不是惟一的经验；奢侈是使国家破败的一个重要原因，但也不是惟一的原因。一个王朝的兴衰，自有其更复杂、更本质的原因所在。然而，事实上，非但没有因此能使已成定局的唐王朝的颓败之势有所好转，反而越搞越糟。这中间的道理，或者说最本质的原因，当然是诗人所无法理解的，所以，他只好以宿命论的观点来解释这一反常现象，归之于运命。

　　颈联推进一步，但也可以说是转折，认为比勤俭更为重要的，其实是国运和国力，一旦运去，就是虞舜那样的贤君也无回天之力，而只能遗恨终生。这才是这首诗的主旨。诗人虽然说不清“运”究竟是什么，但他确实感到仅靠勤俭（包括皇帝个人的其他努力），不足以挽救一个时代的衰颓之势，而且在他看来，唐朝的国运似乎已去，难以挽回了。这种认识不免模糊含混，却是敏感的、深刻的，不但可以说明唐代，还能用于观照许多末代帝王。很多注家的思路则是一定要为此诗找一个咏叹对象，找的结果是唐文宗李昂。李昂节俭，史有明文；李昂清除宦官的失败，也载于史册。他可算自身勤俭而无力挽救国势的典型。继续引申，则“青海马”是喻贤才，“蜀山蛇”是喻宦官，也表现出来了，而尾联就成了对文宗的哀悼。

　　尾联承上而下，由理而情，由情造境，进而转换为纯然的抒怀了。文宗好诗，夏日念柳公权诗“薰风自南来，殿阁生微凉”，称为“辞清意足，不可多得”。张采田《会笺》称文宗“诏太常卿冯定采开元雅乐，制《云韶法曲》、《霓裳羽衣曲》。义山开成二年登第，恩赐诗题《霓裳羽衣曲》。故结语假事寓悲，沉痛异常”。几人曾经听过文宗所颁布的雅乐，参预过文宗赐题的考试，“终古”哀悼文宗在太监扼制下恨郁死去。这里，所表现的诗人对于文宗治国的悲剧，不是讥讽、挖苦，而是感慨、叹息，诗人所抒发的正是对国家命运关注的深情。奢侈是使国家破败的一个重要原因，但也不是惟一的原因，一个王朝的兴衰，有其更复杂、更本质的原因所在。

　　俭成奢败本是历代兴衰的常规，但文宗在位期间，作风勤俭，政治上也多次作过重振朝纲的努力，却一事无成，最终在“受制于家奴”的哀叹声中死去。面对这种无法解释的反常现象，诗人已隐约感觉到“运去”、“力穷”，唐王朝崩颓之势已成，即使出现一两位明君贤臣，也难以挽回了。文宗在位时，商隐对于他的闇弱，颇多讥评；而于其身后，则又加以哀惋。无论讥评还是哀惋，均出自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注。

　　正由于这种深切的关注，国运难以逆挽的崩颓之势，成为诗人心头难以解脱的宿命般的悲凉。如果说李商隐感伤诗风的发展成熟，就个体来说是性格、遭遇使然；那么就时代因素来说，实是对衰飒大环境的呼吸领会。“运逢末世”，就是促成李商隐感伤诗风的内外两层背景，身世之感与末世情怀交相促发激荡，将诗人内心的感伤越酿越浓。